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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侯黎明。

▲敦煌254窟《舍身伺虎圖》。

　　近日，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侯黎明來到深圳做了一場講座，用圖像講述《大美敦煌》，引領大家從敦煌早、中、晚三個時期，橫跨一千年，穿越十個朝代，透過敦煌講不同朝代的文化史、美術史、宗教史、服裝史。既講技法、流派、藝術，又講背后的風俗人情世態。

　　講座結束后，侯黎明接受了深圳商報記者的專訪。

　　三代院長接力建立敦煌學

　　侯黎明1982年畢業于西安美術學院油畫系，1985年由延安地區文化館調入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一眨眼，他在敦煌呆了33年，除了臨摹敦煌壁畫，參與國內外敦煌藝術展的策劃、設計，他還是敦煌巖彩畫的創始人，敦煌文化藝術推廣弘揚的踐行者。

　　侯黎明說，所謂的“敦煌學在國外”是從藏經洞的寶物流失開始的。

　　1906年，敦煌王圓箓道士發現藏經洞，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將大量經卷帛畫及幾十捆漢藏文寫卷用極便宜的價格買走。兩年后，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接踵而至，精選了6000余張經卷及200余件藝術品。接下來登場的是俄羅斯的奧登堡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敦煌寶藏從此流失海外。得到資料的外國學者得研究之便，敦煌研究成果率先由外國學者發表，由此引發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侯黎明認為，這句話流傳甚廣，的確戳中了中國學者的痛處。問題是除了文獻、文物流失，早期的中國學者和專家面對敦煌壁畫，也是一片空白。

　　1987年是敦煌發展史上關鍵的兩個節點：一是在敦煌舉辦的“敦煌學國際學術會議”，中國學界打了一個翻身仗，把敦煌學研究的主動權抓到了自己手里，證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二是1987年12月，敦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侯黎明說，敦煌學者最大的成績是花了70年時間把敦煌壁畫從無字天書，變成了敦煌學大辭典。上世紀40年代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時候，面對敦煌壁畫和雕塑，內容完全不知道。敦煌的研究人員通過努力，也參照了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才慢慢把敦煌洞窟壁畫內的東西搞清楚，到現在可以說如數家珍。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留法歸來的油畫家常書鴻任首任所長，開啟了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的漫長坎坷之路。從常書鴻到段文杰再到樊錦詩，三代敦煌研究院院長接力，經過70多年的努力，把一窮二白的敦煌學慢慢建立起來。

　　1987年在敦煌舉行的“敦煌學國際學術會議”，將敦煌從中國學術的傷心之地，變成為敦煌學研究成果的聚集和發表地。會議吸引國內外160余位學者來到莫高窟，幾乎聚集齊了國際敦煌學術研究的學者，可以說是敦煌學研究領域人數最完整的一次會議。會議的成果就是大量的研究文章發表，中國敦煌研究學者攢多年的文章這次集中亮相，從此奠定了敦煌研究院在敦煌學界的地位，中國學界終于把敦煌研究的主動權抓在了自己手里，“敦煌學在國外”的陰霾自此一掃而空。

　　敦煌藝術史研究需要新方法

　　侯黎明認為，敦煌藏經洞文獻研究已經進入深度研究階段，流失海外的文獻因為英國圖書館倡議全球敦煌數字化資料的公開分享，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對敦煌石窟藝術體系的研究，敦煌藝術史的書寫，仍然有許多空白有待進行更加系統化的探究。常書鴻和段文杰先生在藝術研究方面打頭搭了框架，后來有一些研究者面對壁畫只是用文字來表述，沒有觸及佛教美術的視覺本體，缺乏獨立見解，抄來抄去，其實都是抄老先生的說法，研究方法不太對頭。

　　侯黎明說，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支持從中央工藝美院畢業來敦煌的年輕人吳霜秦，用圖像解構分析的方法研究莫高窟第254窟的《舍身伺虎圖》，她運用平面構成、立體構成和色彩構成的分析方法，透過疊加的空間和時間的穿越，展現出一個非常具有現代繪畫理念的圖像表現，這幅作品的構圖就像斗拱一樣，環環相套，缺一不可。隨后年輕人陳海濤、陳琦也通過這個課題研究，從內容上突破，他們發現佛經里好多經文在這幅畫中都有對應的形象表現，畫面上的佛經內容一一被破解出來，這幅畫一下子豐滿起來。侯黎明說，以前我們習慣用文字解釋圖畫，現在換一種思路和方法，用圖像學的方式分析畫面的構成、解析內容，三位一體，形成一種新的研究方法，頓時煥然一新。

　　“254窟的畫家也許是一位來自西域的畫家，在那個時代他肯定是水平相當高超的世界級畫家，但卻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侯黎明認為，唐代壁畫最多最好的就在敦煌，唐代繪畫的主流是壁畫，代表唐代繪畫最高水準的也是壁畫，不是絹畫。唐代佛教藝術中最主要的是壁畫中的經變畫。所以講唐代的美術史，首先要講代表唐代恢弘氣象的巨幅經變畫，不單是講把玩在手中的《簪花仕女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