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8日是我國第5個“全國保險公眾宣傳日”，今年活動的主題是“遠離貧困，從一份保障開始”。人所共知，保險為全社會各種人群提供不同類型的保障，但一些專門針對低收入人群的特定險種卻較少為人所知。

小額保險是一種由不同類型主體提供的，按照保險的核心原則運作，依照風險事故發生的概率收取一定保費，從而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特定風險保障的產品。由于小額保險專注于深挖低收入人群作為其目標群體，和我國的扶貧脫貧工作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保險是脫貧攻堅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助于結合政府、企業和各類基層組織的力量，一同幫助低收入群體脫貧，并防止因病、因災返貧。近年來，我國的脫貧進入攻堅階段，要力爭2020年之前消滅貧困人口，全民邁入小康社會。小額保險也更多地轉向以扶貧保險的形式銷售。

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戶開展扶貧保險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龐大群體，那就是農民工。農民工是指戶籍屬于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群體。其重要性體現在這個群體數量龐大，且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2016年，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82億，據不同學者不同口徑的估計，農民工對我國GDP的貢獻率高達16-24%。而其特殊性也很突出——他們是我國二元城鄉結構下的特有產物，在社會保障、就醫置業、子女教育等多方面存在客觀的壁壘，時而引發社會關注。農民工雖然并不一定屬于傳統意義上的貧困人群，但是一個農民工常常代表了整個家庭的指望。農民工因其職業特點往往面臨著比一般人群更高的意外傷害、工傷、疾病和死亡等人身風險。如果無法得到合適的風險保障，那么一旦發生事故，則很容易造成整個家庭致貧、返貧。

從供給方來看，社會保險對農民工群體的保障水平較為有限，異地就醫和理賠也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且農民工通常不會選擇額外購買傳統商業保險。發展農民工小額保險為農民工群體提供風險保障是解決以上問題的一種嘗試。我國從2008年開始試點針對農村居民銷售小額人身險產品。2012年6月，在試點經驗的基礎上，中國保監會發布《關于印發<全面推廣小額人身保險方案>的通知》，將覆蓋范圍擴大至全國范圍內的低收入群體，新增的三類城鎮地區低收入群體中就包括無城鎮戶籍的進城務工人員。自此之后，包括國壽、人保在內的一些大型保險公司積極響應并推出了針對農民工群體的小額保險產品。供給端的產品設計和服務為通過小額保險解決農民工風險保障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但需求端的支付能力和購買意愿也是產品和市場發展壯大的基石。根據保監會發布的數據，2015年，農民工小額保險承保9000萬人，覆蓋率約為30%，提供了共計1.4萬億元的總保障。相比以往，農民工的保障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仍存在很大發展空間。

保險經濟學的經典理論認為，保險需求的決定因素可以分為經濟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和結構因素。同理，提高農民工小額保險的需求也可以從這幾個方面著手。

在經濟因素方面，目標群體的收入水平和小額保險產品的價格水平是決定小額保險需求的重要經濟因素。就農民工群體的收入情況來看，受到城鎮勞動力需求日益擴大的影響，農民工群體的收入在近年來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全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達到3275元。客觀上具有一定的保費支付能力。而就小額保險產品的價格來看，目前已有的專門為農民工推出的小額人身保險的普遍年保費水平介于15-25元左右。據此計算，小額保險的年保費占農民工群體平均年收入的比例不到1%，基本屬于可承受范圍。所以，提高農民工小額保險需求的主要瓶頸并不在此。

在社會文化因素方面，現有研究表明，包括同輩效應、目標群體對保險的了解程度、對保險機構的信任程度，會顯著影響小額保險需求。來自同一地區的農民工，往往會自發形成一個群體，聚集于某一特定職業，在居住地點上也呈現出聚集特征，甚至會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區”。這一自發形成的群體往往是農民工獲取各類信息的最主要渠道。而農民工群體在選擇購買小額保險產品時也很有可能會在這個群體中交換信息和看法，從而導致決策趨同，產生同輩效應。這種效應的存在會使得其他因素（如對保險公司的信任、保險知識的宣傳普及）對農民工小額保險需求的影響產生“放大”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方面，針對農民工小額保險的宣傳渠道應當有所創新，以便提高參保率；另一方面，應尤其重視在理賠環節提高效率并完善溝通機制，以免使得負面的理賠結果通過群體內的社區擴散，降低投保意愿。

在結構因素方面，個體對所面臨的風險，及其對自身風險水平的認知也會影響小額保險的需求。農民工群體所面臨的最大風險是意外傷害風險。2016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重為30.5%，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比重為19.7%。這類工作本身就存在較高風險，而出于成本考慮，很多企業缺乏安全培訓和安全保護，使得意外傷害風險進一步上升。很多研究都發現，近期發生的風險事故對農民工的購買意愿有顯著的影響。把握理賠后的黃金時間，對于同企業、同行業農民工進行宣傳和案例教育，也有助于提高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