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兒女》劇照

◎ 王 樽

江湖是個頗具特色的妙詞，意境幽深，博大曠遠，卻似乎專屬中國，或者說，只有在東方的語境下才能領悟。字面上明明寫的是江河、湖泊，本意卻早已背離，引申出多重所指，上升至社會、天下、階級、階層，乃至哲學的層面。曾經有部香港武俠電影，里面的中國俠客對歐洲人解釋什么叫江湖，說是“武林人士出出入入的地方”。顯然，這是犯了以偏概全之誤。江湖不止有武林人，更有三教九流、蕓蕓眾生。諺云，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莊子有名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字面直意江河湖海，喻指卻是人群社會；范仲淹《岳陽樓記》中寫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江湖”與“廟堂”對應，都是借喻，“廟堂”是謂朝廷，“江湖”是謂民間，或曰遠離官府的隱逸之地。大詩人陶淵明、蘇東坡都曾作過高官，也曾或主動或被迫遠離“廟堂”，但都不認為自己身在江湖。因此，江湖的概念極為微妙，它是大社會，又是非主流，有約定俗成的道義，規矩，或特指的行事原則，其黑白間雜，險象環生，利害攸關。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而在大多數中國人的概念里，江湖多與武林相關，與打家劫舍的俠客相連，比如《水滸傳》中綠林好漢出沒的水泊梁山，金庸、古龍筆下的武俠世界，胡金銓、張徹電影里的明清亂世，或香港電影熱衷的喋血街頭的黑社會。這些江湖人士多是不見容于主流社會的另類，雖龍蛇混雜，卻多有義薄云天、笑傲江湖的一面。或多或少，這樣的江湖都被美化了，那些豪杰義士直如不食人間煙火的超人。包括李安、張藝謀、王家衛等眾多華人大導演都曾表白過有武俠情結，在不同的時間也都圓夢拍攝過質地不同的武俠片，并成其職業生涯的代表作，比如《臥虎藏龍》《英雄》《一代宗師》等等，他們心心念念的武俠夢，實際是迷戀其“江湖”氣質。不難發現，與過往的武俠片一樣，這些新派武俠巨制，無一例外地將背景設在中國古代，最近的也是清末民初。似乎心中的江湖，或者說武俠的江湖，只能發生在遠去的時代。

作為當下中國與現實聯系最近的導演，賈樟柯也曾表示過對江湖概念的喜愛。眾所周知，其新作名源自費穆晚年籌備的最后一部電影。費穆的《江湖兒女》，講述的是民間雜耍藝人賣藝求生，與傳統概念里的江湖頗為契合。與此相近的名劇，還有諸如吳祖光的《闖江湖》等。賈樟柯的新作，一如既往地聚焦當下，焦點仍是當下中國底層人的悲歡離合，它不是舊時代的江湖賣藝，不是借古諷今的傳奇，更不是逝去的武俠恩怨。其影像離觀眾如此之近，仿佛就發生在昨夜或今晨，就是自己或親朋好友，每個人都與此息息相關。于是，從賈樟柯的《江湖兒女》中，人們看到了自《任逍遙》一路走來的斌斌和巧巧，在2001年和2018年的時光中，成了大佬的斌哥和老板娘的巧巧，電影從斌哥不動聲色地化解一樁欠債還錢的糾紛開始，到大勢已去的斌哥丟下一疊錢告別而結束。錢在影片中成為舉足輕重的道具，亦恰是當下中國無處不在的經典符號。觀眾所見的是在其普照下的熙熙攘攘——各出奇招的虛實買賣，當驚世界殊的三峽大移民，山西煤礦的承包與下崗，以及迷惘中年的隨波逐流，熱血青年的好勇斗狠，不甘被棄的下崗老人……當然，還有為情義坐牢、出獄后仍執著尋找真愛的女子。繽紛世態，愛恨情仇，險惡江湖，盡在其中。事實上，賈樟柯所有的電影都有濃郁的江湖氣，甚至是武俠氣，《江湖兒女》中的巧巧和《三峽好人》中沈紅，都似仗劍游走的女俠，只是她們不是古人是今人，不是復仇是尋愛。

《江湖兒女》以賈樟柯一向的紀實風格，用DV、HDV、16mm和35mm膠片等六種不同的影像介質來呈現時間的流逝，時空的多重跨度，傳神再現了人物的不同人生抉擇。電影結束，還極富創意地讓巧巧走進自己設置的監控器里，曾經相愛的男人離開了，她靠近墻邊，看不到別人，也看不到自己。已經喪失了正常行走能力的前大佬，該如何應對不屬于自己的江湖？這個有情有義的女子，又該如何應對跟下來的生活？沒有結論，沒有答案。而無論如何，要在此叢林里掙扎求存，沒有什么人可以依賴和信仰。奮勇拼搏也好，茍延殘喘也罷，都無可選擇地置身于這片皇天后土，都是大時代的江湖兒女。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有一回題為：昨聽江湖施偽術，今看骨肉出新聞。

對于賈樟柯電影，人們往往愛恨交織，這是因其太過犀利逼真，令人不忍或難以直視。中國影壇鮮少有這樣的表達，人們從中看到自己和身邊的點點滴滴、真真切切，看到當下中國瞬息萬變的眾生相。貼合時代，貼合現實，貼合日常，不論是否喜歡，它是觀察自己和國家的一個重要視角。曾經有人說，人們從《小武》中發現了中國的鄉鎮；現在，似乎可以說，人們從《江湖兒女》中，窺見或發現了當下中國巨變里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