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風大盛與科舉有關嗎？

有一定關系，但不宜夸大這種關系。

王國維先生在《宋元戲曲考》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

我們愛說中國是“詩歌的國度”，提到詩歌，我們總是最先想起唐詩，尤其盛唐詩歌的浩大氣象令人動容。唐代詩風大盛，原因是多方面的，科舉是其中一個方面。

大家都知道科舉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偉大發明，甚至有的西方學者稱之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在西方還在采用貴族制的時代，中國官員的選拔已經通過考試這種較為公平客觀的方式了。科舉取才不看出身，看的是實打實的考試成績，舉子們為了取得好成績，總要“十年寒窗苦讀”，那么讀些什么呢，自然是考什么讀什么。

唐代科舉考試以進士科最受時人尊崇，正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明經即“明習經學”，對于儒家經典(有時也包括《老子》等道家經典)要求能夠倒背如流，因此考察的多是記憶的功夫，三十歲通過明經科的考試并不值得驕傲，而五十歲新中進士卻可吹噓一番。

進士科的考試科目，經過了相當復雜的演變，起先進士科只考“策”，即針對國計民生之大事提出對策，不過考得多了也就有了答題的套路了，這就是史書上說的“唯誦舊策，皆亡實才”。到了唐高宗時，進士科的考試科目加上了“帖經”“雜文”，所謂“帖經”與今天的填空題類似，大抵是將經書中的一句話留出，兩端文字必須掩蓋住，用紙片將這句話的三個字或四個字粘好，考察考生能否補上這些字;至于“雜文”則包括詩、賦、箴、銘、論、表等文體，到唐玄宗時則固定以詩賦考察考生，其他文體的地位相對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

唐代進士科考試，在唐玄宗時代，是先考帖經，再考詩賦，最后考策問，這三場考試每一場考完后都要淘汰一些考生，古人稱之為“黜落”，可見考中進士絕非輕松之事。后來，這三場考試的順序又有所調整，先考詩賦，再考帖經，最后考策問，可以說詩賦的地位較此前又有了提升。

科舉考試不僅考詩，而且分量還很重(詩不過關，后面的帖經、策問連參加考試的資格都沒有)，這就引導著舉子們在學詩寫詩上下一番苦功夫。

唐代科舉考試還有一種陋習，這就是所謂的“行卷”與“溫卷”，宋人趙彥衛在《云麓漫鈔》中就說唐代舉子為了求得一個好名次，考試前先將自己舊日所寫的詩文編輯成卷，務必呈送給“當時顯人”，希望能得到他們的推薦，這便是“行卷”的由來。只送一次恐“貴人多忘事”，因此得多送幾次，這便是“溫卷”。“行卷”與“溫卷”能展現舉子的“史才、詩筆、議論”，尤其是選擇進士科的舉子“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于世者，是也”，可見由于“行卷”與“溫卷”的流行，使后世留存了諸多唐詩集子，由此構成了唐代詩風大盛的一個面向。

不過，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科舉考詩當然會引導應試舉子磨礪作詩的技巧，但只是為了考試而習詩，這詩多半也是流于程式而難以打動人心的。李白、杜甫都不是進士出身，但卻不妨礙他們成為中國詩歌星空中最閃亮的兩顆明星。

詩歌終究是天性的抒發，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反映的正是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唐代之后的宋元明清皆有好詩，但我們熱愛唐詩，大抵還是因為唐詩所反映的時代精神最能打動我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