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她是一名碩士研究生，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她是一名人民教師，任教于深圳光明區鳳凰學校。她是一名共產黨員，植根于黨的堅定信仰和偉大理想。
“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是她的教育理念。擔任班主任期間，她任勞任怨，以身作則，帶學生比賽獲獎，陪伴學生早讀，與學生一起學習討論，給學生寫賀卡，用耐心和愛心澆灌著學生的成長。
2021年8月，她響應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光明區委教育工委的號召，代表深圳和光明遠赴西藏開展為期半年的支教工作。在西藏古拉鄉，她親身體會到了當地人生活不易及學生上學的艱辛，但也見證了那里的孩子們的樂觀、獨立、淳樸，見證了黨和國家扎實有效的惠民政策。
她用細膩的筆觸，簡單的圖片，隨手記錄的入藏援教工作和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名曰：工作隨記。現將其中一二稍作整理，易名曰“援藏筆記”，并在深圳新聞網連載分享。
她就是李夢真。
援藏筆記（一）
7月31號收到啟程通知后，幾天內匆匆訂票、收行李，從家里趕到深圳，8月4日凌晨從深圳啟程，中午時分，我們援藏的三位老師抵達林芝機場。
一下飛機就受到了援藏工作組的歡迎與關懷，第一次戴哈達，使我們感到新鮮而溫暖，又有些仿佛無功受祿似的不好意思。
林芝到察隅縣有十五六小時的車程，下午沿途經過幾座高海拔雪山，經過海拔近五千米的色季拉山后，我有些眩暈，本以為是勞累，事后才知道從那時就開始了高原反應。抵達波密縣，我們預備留宿一晚，第二天繼續趕路。下車后我渾身發冷，只有臉頰發燙，呼吸沉重，晚飯時我穿上了毛衣和厚衛衣，也緩不過來，大家都很擔心。時值疫情敏感時期，我為自己的發燒癥狀感到非常不安。吃了一些緩解高原反應的藥和感冒藥，經過一夜的休息也沒有緩解。第二天，發燒、頭疼、耳鳴、胸悶、腹瀉都來了.援藏工作組的領導和同事照顧著我一路吸氧，歷時半天，我們終于從波密縣趕到察隅縣。當晚我被援藏工作組的領導們送到了察隅縣醫院，大家守著我吸了好幾個鐘頭氧，我癥狀緩解了很多，開始適應這里了。高原反應雖然來勢厲害，退下去了倒也沒事。聽說上一批的老師有坐車一路嘔吐著過來的，她后來也適應得很好。
大致了解了援藏工作組的工作內容以及支教過程中的各種事宜，我們分配學校的通知下來了，8號那天，我們幾位老師分別去往了不同的鄉，開始了支教工作。我和深圳大學的一個大三的志愿者一起來到了察隅縣古拉鄉中心小學。
古拉鄉海拔不算太高，但是初到的幾天還是出現了乏力、容易疲勞的反應。古拉鄉中心小學坐落于怒江的支流邊的山腰上，四面環山。古拉鄉距離察隅縣城不到四小時車程，雖然不算遠，但是非常偏僻。中心小學周圍只有一二十戶左右人家，這里的人煙稀少到學校門口有只狗，見到人就會非常興奮。日用的物資匱乏，因為只能靠從山外運進來。想買到新鮮的水果蔬菜雞蛋生鮮是不可能的事情。整個鄉現在共有一千五百人，而且還在陸續遷出。當地的家庭主要靠挖松茸、種地、牧牛為生。在國家的幫扶下，基本生活的保障沒有問題。
當地的學生的母語是藏語，很多孩子到了上學才開始學漢語，因而他們在朗讀和寫字上都有一些吃力。此外由于視野的局限，孩子們很多東西沒見過，想象力有限，舉例子的時候遇到他們不知道的事物他們會無法理解。他們的水平平均低于內地的學生，差不多相當于內地低一級或低兩級的程度。家長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無法提供學生學習的任何助力。古拉鄉下轄的各個村落分散而遙遠，所以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全寄宿，有的學生周末也不回家，甚至有的放寒假才會回家。但也正是因為惡劣的自然和物質條件，使得這里的孩子淳樸而單純，非常懂得尊重老師，遵守學校的規則，也對新鮮事物非常好奇。他們不像城里孩子環境優渥，所以毫不嬌氣、性格樂觀，獨立能力、動手能力非常強。
據這里的老師講，當地學生的升學幾乎完全取決于個人的天分，如果成績夠好，可以考上“內地班”，到內地去上中學，用西藏戶籍考大學，基本上小升初就可以決定他們未來很多年的前途。全縣共三鎮三鄉，全縣每年能考上“內地班”的多則十幾個，少的時候只有四個。其他的學生也會到察隅縣城里繼續完成義務教育。
教學上，在國家保障下硬件不錯，多媒體雖然不是每個教室都很嶄新完好，但都可以正常使用。有時會停電斷網，但總體來說影響不算太大。主要的問題在于這里學生的基礎較薄弱，知識的靈活運用比較困難，大部分同學只能完成非常基礎的學習任務。但是學習熱情很高漲，很聽老師的話，愿意按照老師的要求學習、做作業。
我現在教五年級的語文、音樂和三年級的科學、美術，在備課方面取得了鳳凰學校黃玉玲老師的支持和幫助，相信還有更多同事們愿意為我提供援助。我現在仍在逐步了解這里的學情和教學風格。我也正在思考還可以為這兩所學校做點什么。一方面，在教研上我們是否能實現溝通。另一方面，學生之間是否可以建立溝通。深圳學生的眼界和善良，這里孩子的淳樸與艱苦，如果能達成很好的溝通對雙方都是受益良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