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悠悠地走在街頭，10米開外看見熟人，于是慌張躲避視線，心里默念“別發現我別發現我”，緊接著把眼神藏匿在早已沒電了的手機屏幕上……這一幕，你可曾熟悉？近年來，“社恐”一詞屢屢進入大眾視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給自己貼上“社交恐懼癥”的標簽。
日前，本報聯合中國社科院、社交平臺探探發起調研，就當下年輕人的社交情況展開分析。調研針對探探平臺18至35歲的用戶發放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超4000份，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52.7%的人認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也有55.6%的人對自身條件不夠自信。
數據里潛藏著這一代年輕人在社交方面的愛與怕。“社恐”是病嗎？還是青年借“社恐”自嘲來釋放的某種信號？
“社恐讓我脫單都成問題”
調研數據顯示，超四成受訪者自稱“社恐”，認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社恐”壓身的年輕人，肩上還有“脫單”的重擔。
在遇到心儀的異性時，62.4%的男生和78.8%的女生呈現被動態度。其中，21.2%的男生及30.2%的女生表示“等待對方先開口”。往往愛在心口難開，有23.1%的男生及33.6%的女生無奈選擇“低調暗戀”。
這或許也是近年來青年婚戀問題上升到“國家關注”層面的原因之一，“婚戀是在社會交往過程中進行選擇的結果，是社交的一種高級形式。”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長鄧希泉表示，“社恐”很可能會對社交渠道、社交能力、社交效果等造成較明顯的負面影響，由此使青年自身在婚戀競爭中處于劣勢，增加婚戀成功的難度。
“社恐”背后：過半人“缺乏溝通技巧”
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文華認為，醫學概念中的“社恐”與社會學層面的“社恐”有本質上的不同，前者需要進行嚴密的臨床診斷，后者更多指一種生存狀態，當下大多數青年口中的“社恐”均非病理性的。
雖然多數青年“社恐”在專業人士眼中，只是個人精神上的自嘲或幽默，但其造成的影響，卻肉眼可見。
調研發現，34.3%的人表示社交障礙給自己的生活造成影響，其中14.2%的受訪者表示其帶來的影響非常大。“社恐”們偶爾的“被迫營業”也是實在沒躲過去的不得已為之，他們在有意識地回避社交。
然而，回避的背后是什么？
在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看來，“社恐”一詞被泛化的現象，潛藏著豐富的社會意義。首先，它可以解讀為年輕人個性化態度的彰顯：聊得來的人就瘋狂地聊，聊不來的就索性貼一個“社恐”標簽避而遠之。其次，它也可以理解為年輕人對“社交泛化”的“反制”。“他們似乎被困在當下的社交系統里了，社交已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需要一個‘盾牌’”助其逃離。”
當然，社交技巧學習不足、經驗不夠、缺乏社交自信，也是“社恐”存在的原因。調研中，52.7%的受訪者表示缺乏與人溝通的技巧，55.6%的人表示不夠自信，而38.3%的人則歸咎于自身性格內向。
與此同時，當代人生活節奏較快，社交關系并不牢固，圈內圈外的社交關系薄弱，所以“懸浮感”也成為導致其社交障礙乃至“社恐”的原因之一。
青年恐懼的不是社交，而是“社交距離”
“社恐”是否只是一時的現象，會隨著社會變遷而消失嗎？
《2020獨居青年生活洞察報告》的數據顯示，高達38.56%的受訪者表示獨居是因為“享受獨處，喜歡自由”，而獨居之中疏于社交也導致社交技能的弱化，獨居與“社恐”似乎互為因果，螺旋向下的趨勢讓青年“畫地為牢”。隨著“社恐”及相關社交焦慮話題在年輕人之間愈受關注，其所造成的影響短期內并沒有明顯消解的趨勢。
然而，“社恐”真的猛于虎？大可不必如此慌張，青年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
文華告訴記者，“社恐”并非僅僅是一個孤獨與否的命題，更多是一種對于距離感的焦慮。而本次調研數據也在某種層面上呼應了她的觀點：人們并非完全恐懼社交，43.6％的受訪者傾向于社交軟件的非接觸交流方式。
尤其在今年上半年疫情的影響下，“云上生活”更被凸顯。但與此同時，虛擬社交又為“社恐”青年找到了新的適應方式，他們在網絡上分享著自己的新式“社交禮儀”，如能打字說就不要發語音，能發語音就不要視頻，能視頻就不要線下見面等等，期待用這種方式守護自己內心能接受的社交距離。
除此之外，文華還提供了一種思路：身處網絡時代，“社恐”作為當下不少人生活狀態的衍生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尚未達到病理性的嚴重程度時，年輕人可以學著與之和平共處，學著從線上交往走入現實生活。
不過，這種改變仍需多方合力。
“首先，社交能力并非與生俱來，需要在家庭、學校的支持、教育、引導和創設好的同輩交流環境下才能得到培養和提升。其次，社會需要為當代青年的社會交往提供場所、路徑、空間，改變他們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的被動局面和消極心態。”鄧希泉表示，最重要的是青年群體要對社會交往在自身發展中的重要性有更科學的認知，擺脫社交的自卑心理或恐懼情緒，通過親緣、學緣、業緣、地緣等逐漸擴大自己的交往范圍，更主動、自信地進行社會交往。見習記者 黃丹瑋 記者 王帝 實習生 閆宇琪
